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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任何个人追求，他看重的是是志同道合和内涵美。职务、地位、权力，他都可以不要求，只要国家能够强盛起来。

南方周末：那你伯母为什么抱怨伯伯大男子主义？

周秉德：有一次是何香凝过生日，伯伯交代秘书：给何老太送一个花篮，以我的名义。七妈听见就问：怎么就以你一个人的名义？我还做过她的秘书呢。伯伯赶紧说：对对对，有大姐，一块儿。七妈还跟我说过，她一辈子不管钱，伯伯更是不管。有时候伯伯问秘书：我现在有多少钱？伯母听见就很生气：他连“我们”都不说，只说“我”，大男子主义！在那之后，她曾经交代秘书，她和伯伯分开记账，到月底伯伯只剩两毛六分钱。这个做法只短暂地实行过。

南方周末：你的伯母晚年受病痛折磨，还跟你的婆母念叨：我们都是老伴刚刚去世，同病相怜……老人的这种“脆弱”很让人意外。

周秉德：我伯伯是1976年1月过世的，那时我公公就病得挺重，14个月以后也过世了。他是沈钧儒的大儿子，1920年代的留德医学博士，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开私人诊所。沈钧儒从重庆回到上海，就住在他家。那时候伯伯和七妈也在上海，有一次去找沈钧儒，沈老不在，就跟医生夫妇聊了几句。建国前夕筹备政协会议，总理对沈钧儒说：你儿子是很好的医生，让他到北京来吧，一来能照顾你，二来北京也缺少高水平医生。我结婚前，伯父伯母跟我公公婆婆多少打过交道。

伯伯和公公去世后，七妈有画册、新鲜水果就让我带给婆婆，让她解个闷。七妈挺记挂我婆婆的，那时自己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牙不行，吞咽有障碍，植物神经失调，眼睛也坏了，看不了报。1984年建国35周年，我陪婆婆带着我们全家去跟伯母见面、合影。最后的日子，七妈和我婆婆都住北京医院，还互相记挂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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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一辈子的遗憾”

南方周末：你的伯父伯母爱你们，但从没想过把哪个孩子据为己有。

周秉德：我们有一个六爷爷。建国后，伯伯和我父亲只有两位长辈还在，一个是他们的亲婶母——八奶奶，再一个就是他们的堂叔，我们叫六爷爷。他们都曾被伯伯接到北京。六爷爷是亲属中唯一一个建国之后由伯父批准任职的，当过中央文史馆馆员。

六爷爷是绍兴师爷出身，中过举人，还给袁世凯当过秘书。我当时特别不理解，袁世凯不是坏人吗？伯伯说，六爷爷给袁世凯做秘书时共产党还没诞生，而且大节不亏，袁世凯一宣布称帝就辞职回了老家。六爷爷来西花厅，伯伯和伯母亲自到大门迎接。伯伯经常向他请教晚清和民国的政府建制，听得特别认真。其实让秘书查查很容易，伯伯想让六爷爷感到自己在新中国是有用的。

南方周末：你在书里写，六爷爷过八十大寿，周总理下厨做了两道淮扬菜。《周恩来传》里也提到过，1918年，南开学校校董严修去北美考察教育路过东京，他当时在日本求学，每天都去看严修，还亲手烧菜。

周秉德：我知道他的狮子头做得很不错，有时还给厨师挑毛病：你这个狮子头不对头，少了马蹄。可他自己对吃又一点也不讲究，跟农民一起吃饭特别自在。一碗黑色的高粱米，一小口菜，吃得兴致勃勃。没有隔着老远，围着多少护卫。

南方周末：你提到伯父想写一篇叫《房》的小说，他说过具体想写什么吗？

周秉德：那可不知道。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曾祖父是一个县官，很清廉，没有置办土地。他一去世就没有俸禄了，也没有地租收入。祖父那一辈有兄弟四人，家族大排行分别行四、七、八和十一。伯父的十一叔刚结婚就去世了，所以他一岁就过继给十一婶。他九岁时，半年之内生母和嗣母相继过世。他自己做主租了条小船，带着两个弟弟把嗣母的灵柩从淮阴运回淮安，和嗣父合葬。办完丧事，他最亲的人就是八叔和八婶了，八婶是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有一个孩子，就这么六个人一块过日子。开会的时候就说，他从小就感受到世态炎凉。家里已经穷成那样，墙上还贴着条子，亲戚的生日、祭日都在上面，到日子借钱也要随礼。他恨透了封建社会旧礼教那个虚套子。

南方周末：他对父辈有极深的感情。

周秉德：是。1938年国共合作，武汉文艺界开会，他简短发言就要告辞离场，那天我爷爷到汉口。亏得老舍先生把讲话记录了下来。他说：是暴敌让我们分离，现在又是暴敌让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让我们更加团结。

南方周末：武汉转移到重庆的三四年也是他们父子共处最长的一段时间，最后你的祖父得病，七妈亲自侍奉左右，但伯伯并没能送终。

周秉德：这是他一辈子的遗憾。当时他小肠疝气住院，爷爷不久也住院了。伯伯在病床上还记挂着爷爷的生日，写信嘱咐七妈：如果老人要按正日子过生日，我可能还没出院，如果他愿意等我，就晚点过生。不过老人一般信老礼儿：晚过不吉利，那你就迁就他一下……没想到爷爷在生日前一天去世，伯伯没能见到最后一面。

南方周末：伯父伯母为你祖父写的讣告很感人。

周秉德：李敖寄来了讣告的影印件。他说，从1942年7月15日到7月19日，共产党党报（注：指《新华日报》）头版连登三天讣告，“显考”“讳”“府君”“男恩来”“弃养”“抱恨终天”“媳颖超”“随侍在侧，亲视含殓”等等，全是对传统孝道的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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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琴管你叫大姨夫，我可怎么称呼你呀？”

南方周末：毛主席有一篇文章说，共产党被长期造谣成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

周秉德：对，说共产党人六亲不认、共产共妻，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当年新四军领导之间有矛盾，与国民党之间也常有摩擦。伯伯想去看看，但蒋介石不准他的假。当时国共合作，中共代表是周恩来，国民党代表有时候是陈诚有时候是张冲。张冲出主意：蒋介石很讲孝道，你说去祭祖扫墓，他就准假了。结果还真是。伯伯到了安徽云岭解决了新四军之间的问题，之后又到浙江拜访了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并做了地下党和新四军干部的工作：黄绍竑在国民党里还是很进步的，要多跟他交往……总之做了很多统战工作，并且真的去祭祖了。他先到绍兴，见了一位在当地比较有名望的堂姑父，然后又找到自己太祖一辈的一位长辈，把钱给他，让他准备两桌祭餐。然后他到祖居，让太祖坐正位，共产党不讲叩头，他就向太祖三鞠躬，之后带祭品上了坟。

1950年代中央提倡火葬，他跟七妈决定：我们连骨灰都不要保留。土葬改火葬是一场革命，火葬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场革命，我们要做这样的革命者。八奶奶来北京的时候，说咱们家的房子都破了，漏雨了，你当了总理，得把咱的房子修一修。他说不修，坏就坏了，塌就塌了，特别是他出生的那一间，千万不要修，不要让人家参观。他一再反对死人占活人的地，想带头把我们家的坟平了。

但这么做有很多障碍，首先是老家的坟。解放之后，我父亲和六爷爷几次提出想回老家看看，他都不让，怕惊动地方。我父亲说：你不是想平坟吗，我去办。伯伯还是不同意。后来考虑到他的堂侄参军后每年都要回家探亲，就让堂侄去办这件事，这一支13座坟一块给深埋了。伯伯事先征得我父亲同意。但浙江还有更早的祖辈，伯伯提出平坟时，他一个远房婶母还在世，想不通。伯伯也尊重她的意见，临终之际拜托伯母几件事，其中一件就是等婶母去世，族中再无人反对时把祖坟彻底平了。他尊重每个人，不会说：我是对的，这件事你们得听我的。他可以等。

南方周末：所以他是革命者，也是有情人。

周秉德：革命者应该是有情意的人。黄埔一些将领放出来，他找他们聊天，带他们游颐和园，在大牌楼前合影。1960年，他把南开的同学请来吃饭，让我爸爸作陪。伯父的老同学张鸿诰是我妈妈的大姨夫，他布菜时问：纶扉（注：张鸿诰字纶扉），士琴管你叫大姨夫，我可怎么称呼你呀？张鸿诰说：各论各的吧，你还叫我大哥，同宇可要随士琴叫我大姨夫。不是老同学之间地位悬殊，就不知道怎么相处。客人告辞，他一家赠一小包花生米。那时候花生要出口，他稍微有一点供应。

南方周末：由于癌症的折磨，周总理最后的时光非常痛苦，听说他听越剧来缓解癌症的疼痛。

周秉德：这我不知道。当时我想去看伯伯，七妈说不行，中央规定亲属都不让去，只允许她一个人去。我急了，七妈才让我跟伯伯通电话，说了二十多分钟，我怕他累，就匆匆挂断。我从回忆文章中知道，他在病床上听过总政文工团的《长征组歌》。他们给他专门演过一次，没有观众，录给他看。不过他是喜欢听越剧，讲过小时候奶奶带他乘船回老家，一个地方有戏台，他们在水上听。他对袁雪芬、王文娟、徐玉兰都很关心。有一次我出差去上海，伯母还让我替她看看袁雪芬，我去广州时还让我看望红线女。他们交往很深，是懂行的，七妈京剧唱得很好。

他住院的时候，我送给他的小书签，还有草编的茶杯垫，后来七妈都还给我了，留给我当“念想”。我结婚，七妈准备了很多东西，像嫁女一样：缎子被面、毛毯、枕套，成对的茶杯，玻璃磨花的糖罐儿……伯伯的礼物是七妈在庐山含鄱口拍的风景照。我的床头从来没挂过结婚照片，一直就是七妈拍的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