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成为法国头号畅销书，雨果的这部书……

云巅之上

《巴黎圣母院》成为法国头号畅销书，雨果的这部书曾救了这个建筑

千年一遇的大火灾将雨果的一本经典小说推上了畅销书榜冠军的宝座。

如果没有雨果，巴黎圣母院或许早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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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傍晚，巴黎圣母院起火，损毁严重，举世瞩目。维克托·雨果1831年的小说《巴黎圣母院》随即成了全法国的头号畅销书。

《卫报》说，火灾发生仅仅一天之后，多个版本的《巴黎圣母院》便闯进法国亚马逊畅销书榜的十甲，以阿谢特旗下的1975年口袋书版本为首，分别占据了第一、第三、第五和第八名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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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广播公司看到，这些书的版本既有四点六欧元（三十四元人民币）的口袋书，也有四十三点零四欧元（三百二十四元人民币）的纸皮本。而企鹅经典1978年版的《巴黎圣母院》已告脱销。

出现瞬时旺销的还有多种相关图书，《书商》注意到，其中包括一本售价高达八十五欧元（六百四十一元人民币）的圣母院史。

在海峡对岸，《巴黎圣母院》英译本《圣母院的驼子》也出现了显著的销量提升，《每日电讯报》发现，其中一个版本一度进占到英国亚马逊网站排行榜的第二十七位。

尽管如此，法国书商敦促同行和出版商捐出这笔意外之财，建立基金，帮助圣母院重建。

巴黎两家书店的老板阿芒迪娜·阿杜安和安托万·博内公开呼吁捐出《巴黎圣母院》的销售所得。

“靠这次不幸赚钱令人心痛，所以我们决定把这笔资金改作大教堂修复工程之用。”阿杜安告诉《图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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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新闻机构和围观群众的现场直播，巴黎心脏地带的这把大火揪扯着全世界人民的神经，在无数观众的注视下，尖顶烧塌了，屋顶也坍落了，雨果小说里的一段文字开始在社交网站上广泛流布：

“人们的眼睛一齐望着教堂屋顶，他们看到的景象异常恐怖。在比正中的圆花窗更高的那层楼廊顶上，在两座钟塔之间，腾起了一股带着无数火花的大火，一股猛烈的疯狂的大火，一阵阵夜风把它烧着的碎片卷刮到烟雾里，在那股烈焰下面，在那有三叶形木花边的栏杆下，有两个像怪兽的喉咙一般的石槽，不断地吐出两股滚沸的熔液，把银色的液体倾注到下面黑暗的前墙上。到达地面以后，那两股透明的铅液就四面飞溅，好像从成千个洞口里喷出来的水一般。在火光中，那两座巨塔呈现出了对照鲜明的两面，一面是红红的，一面是黑黑的，连同高耸到空中的塔影，显得更加高大了。它们的无数鬼怪龙蛇的雕刻，显出阴森森的样子，在摇晃的火光下看去，仿佛都在活动。那些雕刻的怪物好像在笑，水槽好像在号叫，火蛇在向火里吹气，秃鹰被烟呛得在打喷嚏。”（陈敬容译文）

作为反动堡垒，巴黎圣母院就像法国的雷峰塔，拉·爱斯梅拉达好比白蛇娘娘，副主教克洛德·孚罗洛是大和尚法海，许仙像近卫队长弗比斯·德·沙多倍尔（但小百合孚勒尔·德丽丝未必是青蛇，路易十一肯定不比玉皇大帝）。“和尚本应该只管自己念经。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他偏要放下经卷，横来招是搬非，大约是怀着嫉妒罢，——那简直是一定的。”

但是，倘若雨果还活着，他绝不会为今天的这场大火欢呼。

如果没有他的小说，巴黎圣母院可能不会幸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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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巴黎圣母院》刻画了多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如勇敢、善良、美丽的波希米亚青年妇女爱斯梅拉达，变态、阴险、恶毒的副主教孚罗洛，以及身残、志残却心地纯良的敲钟大汉卡西莫多，但很多评论家认为，真正的主角是那座建筑。

在雨果开始写作此书的1829年，圣母院已经颓败到可悲的境地，几乎无人怀疑它就要在大规模的旧城改造运动中被夷为平地。

但雨果将一个精彩的故事放到圣母院全盛时期的十五世纪，并用大量的笔墨描写建筑本身，说它堪称“一部规模宏大的石头交响乐。它是人类和民族的巨大工程”。他还怀着强烈的激情，为圣母院遭到的人为毁坏、为中世纪建筑普遍年久失修的惨况叫屈。他把建筑写得和人一样有血有肉。他给了圣母院第二次生命。

安德烈·莫鲁瓦（莫洛亚）在所著《雨果传》中写道：“他对没有生命的事物能爱也能恨，能赋予一座大教堂、一座城市、一座绞刑架以一种非常奇特的生命。他这本书以后便对法国的建筑起到了深刻的影响。文艺复兴时代以前的建筑物，直到当时一直被视为是野蛮的东西，此后就像石刻的圣经一般，受到人们的敬仰。一个历史性建筑委员会成立起来了。雨果于1831年决定了一场趣味上的革命。”（程曾厚、程干泽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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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雨果还两次撰写雄文《对毁坏文物者开战》。“现在是结束这一切混乱的时候了，”他在1825年写道，“我们吁请全国注意。纵然有革命的破坏者，有惟利是图的投机者，尤其有传统的修复者加以毁坏，法国仍然富有法兰西的古迹。必须制止敲打国家面目的锤子。制定一条法律就行了；希望这条法律制定出来。不论业主有多大权利，不能允许这些不顾廉耻、利欲熏心的业主毁坏历史性的名胜古迹；他们是卑劣之徒，竟然愚蠢到连自己是野蛮人都不知道！一幢建筑物里有两样东西：一是用途，二是美；建筑物的用途归业主所有，而美属于大家。”

1832年，也就是《巴黎圣母院》出版的第二年，雨果又一次以同一题目撰文：“当今文明盛世，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竟然问艺术有什么‘用途’？如果你不知道艺术何用，你真不幸！我们对你无话可说。得了！你拆吧！你用吧！敲碎巴黎圣母院作碎石子。借铜柱心铸几个大钱。”

他怀着急切的心情，提高了呐喊的音量：“我们有四万四千条不知何用的法律，这四万四千条法律中只有不足十条是好法律。每年，当参众两院发情时，产下的法律数以百计，而在孵化过程中，至多只有两三条法律出生后活得下来。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有关什么，都制定法律。为了政府某个部把卷宗从格勒内勒街的这一头运送至那一头，制定一项法律。而为名胜古迹制定一项法律，为艺术立法，为法兰西的民族性立法，为怀念立法，为大教堂立法，为人类智慧最伟大的作品立法，为我们父辈的集体成果立法，为历史立法，为被毁后无法弥补的事物立法，为一个国家除前途之外最神圣的东西立法，为过去立法，立这条正确的法律，良好的法律，优秀的法律，神圣的法律，有用的法律，必须的法律，必不可少的法律，紧迫的法律，我们没有时间，这条法律立不下来！可笑！可笑！可笑！”（程曾厚译文）

借着小说的成功，雨果的呼吁终于产生了作用。虽然《历史建筑法》要到1913年才获议会通过，但历史建筑委员会很快就成立了，督察机构组建起来了，登记、保护与修缮的资金也陆续到位。1841年，建筑师欧仁·维奥莱-勒-迪和让-巴普蒂斯特·拉叙斯主持了巴黎圣母院的大规模修缮工程，最终恢复了它昔日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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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里，孚罗洛“一面打开密室的窗户，一面用指头指着圣母院这座大教堂，它那两座巨大钟塔的石头外墙和那庞大下部的黑黑轮廓高耸在满是星星的夜空里，好像是一尊巨大的、长着两个脑袋的斯芬克斯坐在城市的中央。副主教不声不响地观看了一会这座大教堂，接着叹了一口气，右手指着那本打开在台子上的书，左手指着圣母院，把忧郁的眼光从书本移向教堂：‘唉！这个要消灭那个的！’”（陈敬容译文）

这个要杀死那个，这本书要杀死那座建筑。（Ceci tuera cela. Le livre tuera l’édifice.）

因为“智慧要代替教义，舆论要推翻信仰，人们要摆脱罗马”。但神权有罪，建筑无辜。

雨果的这本书救了它。

（中华读书报记者/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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