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离家去八里外的一所初级中学念书，那年我11岁。那年也有这样的一场雪，雪中有几个老师带着我们战天斗地，挖山种茶。老师是大孩子，是知青。母亲疼我，为我做了一件黑色灯心绒二五大衣，用毛线头织了个毛领缝在了领子上。山上，我穿了这件大衣，还戴了雪白的口罩和手套。下山后，教室的黑板有了同学的一首诗，大意是这样的：口戴口罩，手戴手套，身穿二五大衣，如此战天斗地......
记得开学时班主任老师问我：你父亲是做什么的？我如实回答：书记。我清楚地记得他在这学期的评语上用力地划上：有自来红思想！好在我根红苗正，没吃多少苦，吃苦最多的是我那些黑五类同学，山上最大的树篼是他们挖出来的，他们手上的茧子比树皮还硬。那场雪是下给他们的，如果那些茶树还在，应该记得他们。
那个时候的日子漫长，从周一离家的那一刻起就开始想家，特别是在下雪的日子。想家里小火球，想家里菜里的荤油。那个时候不兴堆雪人，我们在教室里或一块不大的平地上不停地跺脚......
现在，窗外的雪不停地在下，下得一阵接着一阵。我没在不停地跺脚，宽敞的办公室里有暖气。我寻思这些年来天上的雪一直不肯下，一定是因为地上尘埃多，浊气重，现在下了，而且实实在在，一定有什么关联或者说因果。我想到了平稳的物价和人们眸子里多了的那一份平静。
窗外山上的树覆盖着一层雪，远远望去，如我母亲的白发。母亲老了，每次回家说得最多的是“今年退休金又加了”。我又想起当年的老师和同学，不知他们那里有没有下雪，不知他们在想些什么或写些什么。
我写下“瑞雪兆丰年”。望着窗外的雪，我试图按捺住一种久违的感动。我本以为我不会再感动什么了。
（2016.1.23于池州）